貴州、成都、泰國……兜兜轉轉一大圈后，聶孔明最終又回到了他耕耘多年的大理。2018年底，在經歷一年多的關停后，他在洱海邊的三家民宿還是迎來被拆除的命運。彼時，他曾發誓再也不來大理了。
事實上，在洱海客棧整治的600多天中，出走的經營者不計其數，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又和聶孔明一樣選擇回歸，走上大理民宿的重生之路。時間倒回到十年前，與蒼洱相伴的大理逐漸成為都市人的“詩和遠方”。2012年起，大理市民宿爆發式增長，五年內成長為全國體量最大的民宿群。到2017年3月，洱海129公里湖岸線上星羅棋布的各色民宿超過2000家，卻仍一房難求。大理市客棧協會會長李海忠介紹，大理民宿的經營者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外，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態度構筑民宿，形成了文化多元、風格多樣的民宿群，風光一時無兩。但諸多弊端也在滋生。李海忠說，大理市登記在冊的民宿客棧超過3600家，但通過OTO平臺銷售的卻超過7900家。大量不合法的民宿客棧野蠻生長，為行業發展埋下隱患。

洱海治污讓這些隱患原形畢露。近2000家客棧餐飲停業整頓、500余家客棧被拆除……過去兩年，大理客棧接受了史上最大規模的整治。

“即使沒有洱海治污，大理民宿整治也只是時間問題。”聶孔明認為，大理民宿發展缺乏長效規劃和有效引導，一哄而上終將導致一地雞毛。反思整治過程，許多理性的民宿經營者看到了新的契機。非法民宿被取締后，大理民宿整體品質提升。環湖截污工程為民宿提供了一步到位的排污條件。逐步恢復的湖濱生態緩沖帶也豐富了洱海風光。
今年1-5月，洱海水質穩定在二類。聶孔明說：“這一池清水才是我們情懷與生活的承載，如果水臭了、綠了，海景房再美也是徒勞。” 洱海整治也為云南其他高原湖泊敲響警鐘。2017年12月，玉溪市撫仙湖邊上千家餐飲客棧停業整改；2018年11月，寧蒗縣瀘沽湖沿湖80米生態紅線范圍內民居客棧集中拆遷整治……
如今的洱海邊，懸浮海面的民宿客棧消失不見，連帶著一起消失的還有曾經一房難求的火爆景象。在雙廊，直至夜幕降臨，眾多沿海客棧還掛著“今日有房”的牌子。即便如此，聶孔明和眾多客棧經營者還是在經歷切膚之痛后選擇歸來。“因為大理民宿的發展氛圍和根基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。”

回歸后聶孔明迅速轉變思路，選址向大理周邊擴散，并改變單打獨斗的方式，與較具實力的物業方合作，降低風險。大理市客棧協會發布的報告也顯示，2019年客棧民宿品牌化的集中程度尤為明顯。
“我喜歡大理不僅因為蒼山洱海，還因為‘人’。”再次來到雙廊和才村的木小滿有些失落，“而居美術館”被拆，教白族老奶奶畫畫的“農民畫社”搬離。她覺得曾經的大理已經遠去。這也正是李海忠的擔憂。他表示，“在地文化”的挖掘一直是行業痛點，個性化、差異化的民宿才能帶來匹配的客群。粗暴地復制硬件設計，只會模糊旅游地的特質。對此，美國民宿經營者布萊恩?林登深有感觸。2004年，林登夫婦定居大理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喜洲，將一座白族老宅改造為民宿“喜林苑”。林登堅持民宿的精髓在于“民”。“包括當地的民族文化、風俗習慣以及居民，他們才是民宿煥發活力的關鍵。”林登夫婦會帶客人拜訪當地家庭、逛集市、參觀扎染手工作坊等，“讓客人真正融入、喜愛大理”。

面對大理民宿行業的重生，林登希望從業者能慢下腳步，尊重文化，發掘大理更深層次的吸引力。聶孔明也正與其他從業者聯手籌辦民宿學院，希望為行業培養更多專業人才。但大理的民宿市場具體何時能轉好？“兩年、三年，或者更長時間。”聶孔明說，“我們能做的就是服務好每一位客人。”